中国正处于一个深度变革的时代。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一个沉睡的巨人，从最贫穷、装备最差、创伤最严重、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如今GDP总量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并且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如此庞大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飞速的提升，创造了在40年内以29.7万亿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经济奇迹，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从184美元上升到9,78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2018年相当于16'186.80美元。这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1%。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在基础设施、交通、互联网、光纤、高铁、机场、港口、高速公路、发电、水坝、手机、移动设备等方面也是装备最好的。支付、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动汽车等，如果看一下公共财政和经济比率、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债务与GDP之比、家庭债务、固定资本等方面也是世界范围内管理的最好的。
 
中国的快速崛起引发了经济封锁，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也给现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就是最好的例证，说明世界正在走向危险的修昔底德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主导力量被新兴力量的崛起吓到，避免对抗变得极其困难。

与美国的百年基础设施和70年前重建的日本和欧洲不同，中国的基础设施是新建的，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正如美国在1920年代挑战当时的主导力量大英帝国一样，这种基础设施为其提供了嵌入式生产力优势。
 
与美国政治环境相比，中国更加集体和平等，因此造成的不平等更少，最重要的是贫困更少。40年来，中国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总人口的90%提高到1%。在美国，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的边缘。在特朗普和拜登时期，美国正在慢慢退出世界，而中国则正在通过“TPP”、“一带一路”进行经济扩张，在缅甸、埃塞俄比亚、刚果、希腊或意大利等不同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另外，中国在军事上变得更加自信，特别是在中国海、太平洋、朝鲜半岛和印亚半岛等与其直接相关的地区。
 
得益于国家的超前战略，双循环经济成果日益体现，我们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消费者导向型经济的转型进展顺利：就在最近的2008年，中国的净贸易顺差占GDP的8%。到2018年，这一数字仅为1.3%左右——低于德国或韩国，后者的净贸易顺差占GDP的5%至8%。今天的中国经济是由国内消费驱动的。在2015年以来的16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
中国的失业率也下降到极低的水平，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迁移现在已经结束。
 
在取得如此耀目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清问题，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尤其是在人口和社会问题方面，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人口大幅增长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显著放缓。

根据联合国预测，预计到2025年，增长率将低于发达国家，2030年以后人口甚至会减少。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已经在萎缩。现今的人口金字塔也会产生偏差。例如，中国9.7%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而其他发展中地区为5.4%。到2050年，这个百分比将增加两倍。因此，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其增长率正在放缓。
 

中国的人口红利和人力优势将会不复存在。届时，印度将是人口最多的国家（15亿），而中国将仅排名第二。人口金字塔也有很大偏差。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个百分点。预计到2050年，这个百分比将增加两倍。因此，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会带来一些列的社会问题，为了缓解问题的矛盾，中国崛起和财富积累是势在必行，但是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也不是非常充足，我们需要在未来十年完成财富积累，以便能够保障国民未来的生活质量水平以及减少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什么是未来十年呢，这里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朱格拉周期。 
首先来了解下什么是朱格拉周期，在1862年，法国医生朱格拉分析了法国、英格兰和美国的大量时间序列数据，包括价格、利率和金属储备等，发现经济中似乎存在着周期性的波动。朱格拉是第一位用较为科学的时间序列统计方法分析经济周期的研究者，被熊彼特(1954)誉为经济周期研究的鼻祖。不过，朱格拉并不想轻易论断经济周期的长度，只是暗示周期可能存在平均的长度：危机通常是突然而短暂的，出清可能需要1到2年，繁荣则能够持续6到7年。
 
从投资的角度来理解，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产能利用率、设备的生产等都是观测朱格拉周期很好的指标。在我国，1992年以来，我们可以用5000户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景气指数、5000户工业企业的设备能力利用水平、通用设备行业的收入指标来观测朱格拉周期。数据显示，这三个指标的走势十分相近，也确实呈现出7-11年左右的周期性波动。

在过去的40年飞速发展历程中，我们总共经历了4轮完整的朱格拉周期，其持续时长从7年到11年不等。我们可以将朱格拉周期划分成复苏、繁荣早期、繁荣晚期和出清四个阶段。在繁荣早期和晚期，企业倾向于加杠杆；在复苏和出清阶段，企业倾向于降杠杆。因此，在朱格拉周期的复苏期和出清期，贷款利率通常出现下降，而在繁荣早期，贷款利率趋于上升。朱格拉周期与工业品价格等也密切相关。 
 
目前我国正处于朱格拉周期的繁荣期，因此，鼓励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正当其时。不过，我们可能已经在朱格拉周期从繁荣向出清的转换过程中了，即投资回报率有所下降，企业投资增长的步伐可能放缓。回顾前面两轮朱格拉周期，第三轮朱格拉周期自2000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虽然在这期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景气指数仅有温和的改善，但在2001年12月我国加入WTO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蓬勃发展。这一轮朱格拉周期的持续时间长达11年，是四轮朱格拉周期中最长的一轮。

第四轮朱格拉周期自2011年至今，每一轮朱格拉周期的主导行业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将每一轮朱格拉周期中，投资占全部工业行业投资的比例超过5%的行业作为对应朱格拉周期的主导行业。在2009年至2015年间，电力热力、采矿、化工和非金属矿物制品的占比较高，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和电气机械的投资占比也都在5%以上。而在2016年至2021年间，虽然电力热力、化工、非金属矿、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和电气机械依然是投资中的主导行业，采矿业在工业投资中的占比下跌至5%以下，但是计算机通信的投资占比却得到了快速提升。

纵观以往的主导产业中，依靠能源优势以及中国人民勤劳朴素、拼搏进取的精神，在很多领域确实已经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但我们也要认清形势，在第一第二产业中，部分产业是发达国家淘汰和落后的产业，而在科技密集型产业，西方国家依旧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个和我们国家发展起步晚，工业和科技基础薄弱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在这些方面要实现赶超，还需要更多的积累和创新。
 
新一轮朱格拉周期是中国崛起的十年
1920年代是美国崛起的十年，1980年代则是日本崛起的十年，2020年代将是中国崛起的十年。而本轮崛起的主导产业将会变成低碳、能源产业。相比以前的主导产业，在能源和低碳方面我们起步比发达国家晚的时间不多，在技术积累和市场环境方面基本还处于同一起跑线。

我们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资源和能源消耗、污染物和碳排放的成倍增长，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与气候风险。中国2019年能源消费总量为48.6亿吨标准煤，相比1980年增长约706%。中国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也快速增加，2019年总量达到98亿吨，位居全球第一。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期;同时，习近平主席于2020年9月22日对全世界做出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根据中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应发挥好应对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确保未来的发展道路是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的。
 
在新一轮朱格拉周期中西方发达国家同样也都在抓紧推动经济“更新”计划，美版“四万亿”计划蓄势待发，“欧洲地平线”第一期框架即将公布，中国“十四五”期间规划也将碳中和和低碳发展写进纲领，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对于各国在新一轮周期中的投资产业布局，回到碳中和产业相关，和我们相关的又有那些东西呢？下图是碳中和的六大路径，可见碳中和基本涵盖了一二三产业的方方面面，而节能提效作为一个综合应用的类目也被单独列出。
对于节能增效我们能做的又有哪些呢？
首先，应该注重中国疫后的绿色新基建。根据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财政预算规模或达到4.8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8%；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达3.75亿元（较去年新增1.6万亿元），将主要用于地方新基建、新型城镇化、交通等重点工程的投资。本轮财政支出规模与2008—2009年的刺激规模相比更谨慎，也更加注重投资的效益与回报。而鉴于基础设施具有长生命周期的特点且对碳排放有锁定效应，新基建的规划与投资不仅需兼顾短期经济复苏需要，更要兼顾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如绿色生态保护、减缓气候变化与提高韧性。
 
第一，扩展新基建的绿色应用场景，明确目标与评价标准，通过发展一批示范项目做出绿色转型的表率，完善法律政策等保障机制，为相对落后地区提供转型资金。目前新基建所调动的公共与私营投资额将不断增加，而各级政府、不同行业对新基建的解读不同。欧洲“绿色新政”的启示说明，提升新基建经济带动作用，需完成顶层设计，包括加强“绿色”目标，提供配套政策、投融资机制与法律保障。
 
第二，形成一批地方新基建的示范项目，为绿色转型做出表率。各地发展基础不同，应通过示范项目因地制宜地探索发展新基建的路径。
 
第三，完善新基建相关的法律、政策保障机制，全面促进要素、资本和就业的在新、老行业的再分配。第四，在投融资机制上，针对面临淘汰的行业或相对落后的地区，建立专项转型资金，支持公平的转型。完善绿色投融资机制，要求将一定比例的公共、私营基础设施投资投向绿色项目。
 
然后，要加大工业领域减排和推动循环经济的推动力度。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率仍在提升且工业部门主导的阶段。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8年，中国工业化率为40.7%，远高于德国（27.5%）、日本（29.1%）、美国（18.2%）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工业部门也是中国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其排放将持续对中国实现零碳愿景产生极大的挑战。因此，工业领域减排的决心、手段、力度决定工业是否可以率先达到排放碳峰值。工业行业的达峰及减排结果对中国实现碳排放尽早达峰及净零排放都至关重要。
 
第一，利用节能低碳技术助力工业能效提升。中国需持续创新和推广低碳节能技术，提高工业能效。重视节能不仅能帮助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还可以降低原料使用成本，实现更大限度的经济效益。近年来，中国在钢铁、水泥等行业的生产能源效率已经得到显著提高。根据“十三五”规划，钢铁工业的单位能耗在“十三五”末期将降低至每吨钢铁560千克标准煤。同时，国家也在充分开展集中回收利用工业等行业低品位余热资源，目标是在2020年替代燃煤供热20亿平方米以上，由此减少供热用原煤5000万吨25。虽然中国当前整体的工业能效水平已经较高，但放眼中长期，中国工业还具有节能技术推广和升级的空间，能效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根据EPS模型给出的结果，提高工业能效将可以在未来30年累计减排约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因此，应注重加强该政策在近期“十四五”期间的大力实施。同时，建议中国刺激政府和社会资本投入，推进重大节能技术与装备的创新与研发，攻克电气化提升瓶颈和氢能终端利用难题，以提升钢铁、建材、有色、化工和石化等高能耗行业中氢能源及电气化等清洁用能的使用比例。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坚持脱碳技术路线，利用CCS技术尽可能吸收生产过程中各环节排放的二氧化碳，实现工业行业的深度减排目标。

上表为整理的部分产品单位生产能耗，可见很多高能耗产业企业距离国标先进值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时也表明这类企业也有很大的能耗效率提升空间，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数字化的能耗监测平台和数据中心不断积累企业能耗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找出能够优化的点，根据大数据以及行业先进的工艺设备实现能耗降低。在以往的行有嘉数字能效工业工厂节能案例中，部分甚至可以实现节能20%左右，大大减少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第二，将循环经济布局为工业低碳核心。坚持进一步推广循环经济，系统性地解决环境和社会外部性问题。如前文所述，提高工业产品的利用效率、发展循环型工业体系是EPS研究中深度减排路径下卓有成效的政策。循环经济的有效施行可解决工业部门重度排放问题，并且帮助中国向深度低碳甚至净零经济转型。中国通过2300多个试点和示范项目的经验积累，已经形成“企业—小循环、区域—中循环、社会—大循环”的执行体系。在“十四五”期间，鼓励企业设计并使用低碳或可再生原料，施行易于脱碳的生产活动，建立综合能源管理中心，通过数字能效平台实现用能优化和净零排放。同时，鼓励工业部门建立大数据平台和监测中心，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及城镇需求的大数据融合，智能化实现“供给侧改革”。
 
第三，通过机制创新刺激低碳转型。有专家团队通过分析芬兰的低碳发展路径发现，芬兰逐步建立了完善的碳排放运行管理机制：芬兰政府鼓励企业申请可再生能源项目，企业可获得25%～40%的资金补贴，再用于研发可再生能源在企业生产链的应用，而资金应用的整个过程将被政府严格监管。与此同时，芬兰自1991年起向燃料应用企业征收碳税，并通过不断改革，采用全生命周期零碳之路：“十四五”开启中国绿色发展新篇章。碳排放核算方法。因此，通过学习也要求我们在“十四五”期间设立顶层研发、监管和示范机构，合理运用政府和市场联合的奖惩机制，落实能源和排放企业责任制度，对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的碳排放施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面而有力的管理制度将有助于进一步降低高耗能产品单位产品碳排放，帮助中国工业部门实现无反弹的碳排放路径。
第四，政府需要监管，企业也需要主动申报和自监管，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碳核算平台。在碳核算平台建设方面，我们采用实测法+因子测算法。通过对企业的水、电、气、热以及烟气等排放的实时在线监测，配合OA和ERP等系统的自动数据读取和转换，测算出单位企业的碳排放数据，并根据结果自动生成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过程中不仅提高了测算的精准性，还大大节省了人力和物力。通过区块链的可信计算以及防伪存证可以将碳核算数据接入碳交易平台，为企业碳资产的市场化提供了技术背书。